依據相關規則，價格承諾幾乎是磋商解決中歐光伏雙反爭端的唯一途徑。通過談判，如中國出口商主動承諾提高輸歐光伏的出口價并得到歐方同意，相關反傾銷調查程序可以暫時中止或終止，從而避免采取臨時措施或征收反傾銷稅。

　　而今，談判破裂，雙方再一次陷入僵持。面對歐盟市場行將傾覆的危險，相關磋商及談判是否還有必要繼續?答案無疑是肯定的。但這已是交涉層面的事，國內相關政府機構及產業界沒有必要再為此徒勞心神，把更多精力轉向反思與改變，方有望完成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。

　　進入新世紀以來，在大力發展所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旗幟下，中國的光伏業可謂突飛猛進、一日千里。似乎是在一夜間，“白手起家”的中國突然躋身全球光伏制造業的中心。

　　與國內其他產業一樣，光伏產能大幅釋放的同時，迅速遭遇了產能過剩的困擾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，到2011年，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能已達35GW，占全球產能的60%，但產量只有21GW，產能利用率僅60%。

　　產能過剩在導致國內大量資源浪費的同時，亦助推了國際市場上光伏業同行競相壓價的惡性競爭勢頭，這一因素與國際金融危機下歐美等國復蘇乏力相疊加，成為了后者對中國光伏業頻揮貿易救濟大棒的原動力。

　　陣痛之中，國內政策制定者及產業界不乏反思的聲音，發展內需以代替陰晴不定的歐美傳統市場，成為光伏業尋求突破的共識。自去年年底以來，一系列力挺光伏業發展的政策相繼出臺，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。

　　然而，鑒于本輪產能過剩的背后便是亟待改革的政府主導產業發展模式，輿論質疑，以新一輪的行政干預祛除行政干預之殤，其效果值得推敲。

　　有鑒于此，更為全面、根本和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舉措亟待推進，這一改革不僅要“將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還給市場”，更需要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等一攬子改革舉措的及時跟進，這是擴大內需、進而解決光伏業等行業全面產能過剩的根本舉措。

　　同時須看到，將光伏產品出口重心從歐美等傳統市場回撤到國內，這一過程本身需要一段時期。而蓬勃發展的新興市場可視為從傳統市場向國內市場的一種過渡。事實證明，新興市場尤其是周邊國家市場的發展前景大有可為，值得中國光伏業大力開拓。

　　之于歐盟，鑒于中國一直處于克制狀態，手中亦握有不少底牌。在不觸發貿易戰的前提下適時進行反制，亦是下一步的可選之舉。